目录

• CD8 的跨物种差异为什么会影响抗体药物开发
• CD8 靶向药物的风险不只是“能否结合”
• 临床前模型选择应围绕药物形式展开
• 体外模型：先回答候选分子是否具备进入体内验证的基础条件
• 体内模型：从“是否成瘤”升级为“是否模拟人源免疫作用机制”
• 不同研发阶段的模型选择要点
• 临床前评价应建立多指标判断体系
• CD8 靶向药物开发相关模型与验证体系
• 结语：模型选择决定 CD8 靶向药物的转化可信度

从表位识别、信号转导到体内外验证体系的转化判断

在围绕 CD8 靶点开展抗体药物、CD8-biased TCE、CD8 靶向递送或免疫调节药物研发时，临床前评价的难点并不止于“能否结合 CD8”。CD8 作为 TCR 的关键共受体，既参与 MHC-I 识别，也通过胞内结构域招募 Lck 并放大 TCR/CD3 信号。因此，任何针对 CD8 的药物设计，都需要同时回答三个问题：分子是否识别人源 CD8、这种识别是否能在合适的免疫背景中转化为功能效应，以及所选模型是否足以预测人体中的药效与安全性。

对于研发人员而言，跨物种差异是 CD8 靶向药物早期开发中最容易被低估、却最可能影响转化判断的环节。一个在小鼠体系中表现良好的抗体，并不必然能够等价代表其在人源 CD8 上的结合模式、激活阈值、细胞因子释放风险或组织分布特征。反过来，若候选分子只识别人源 CD8，而动物模型仍主要表达鼠源 CD8，则常规小鼠实验可能无法真实呈现其作用机制。

图1. CD8 靶向药物临床前模型选择逻辑：从表位差异、体外功能验证到体内模型匹配

一、CD8 的跨物种差异为什么会影响抗体药物开发

CD8 蛋白主要包括 CD8α 和 CD8β 两个亚型，可形成 CD8αα 同源二聚体或 CD8αβ 异源二聚体，其中 CD8αβ 是生理条件下更常见的形式。CD8α 和 CD8β 均包含胞外 IgV-like 结构域、跨膜结构域和胞内结构域；其中胞外结构域负责与 MHC-I 相关区域结合，胞内结构域则参与信号转导。

对于抗体研发而言，真正需要关注的是：抗体通常识别的是空间表位，而表位往往分布在蛋白胞外区。CD8A/CD8B 在人鼠之间存在低到中等程度的同源性，人鼠 CD8A 胞外结构域氨基酸一致性约为 49%，整体跨物种同源性约为 20%–60%。这意味着，候选抗体在不同物种中的结合能力、亲和力和功能效应可能存在明显差异。

这种差异会直接影响三个层面的判断。第一，抗体是否具备跨物种反应性；第二，体内实验中观察到的药效是否来自同一表位和同一机制；第三，安全性信号是否能够外推到人体。特别是多数抗 CD8 单克隆抗体具有物种特异性，如果未在早期验证人源、鼠源及必要的非人灵长类 CD8 结合特征，后续模型选择和转化解释都会面临不确定性。

二、CD8 靶向药物的风险不只是“能否结合”

CD8 的药物开发风险具有明显的机制复合性。CD8 不仅是 T 细胞表面标志物，更是 TCR 信号系统的一部分。它通过稳定 TCR-pMHC 复合物，提高 T 细胞对抗原的识别效率；同时，CD8 胞内结构域可招募 Lck，使其靠近 TCR/CD3 复合物并启动 ITAM 磷酸化，从而放大 T 细胞活化信号。

因此，围绕 CD8 开发药物时，研发人员需要避免把 CD8 简化为一个静态膜蛋白。候选分子即使能够稳定结合 CD8，也需要进一步确认其是否改变 TCR 激活阈值、是否诱导 CD8+ T 细胞耗竭、是否造成非预期的细胞因子释放，以及是否影响 CD8+ T 细胞在肿瘤组织、外周血和淋巴器官中的分布。

在肿瘤免疫场景中，CD8+ T 细胞的状态也具有显著异质性。肿瘤微环境中的营养限制、抑制性信号和组织屏障可能导致 CD8Low 功能受损细胞群体出现，而 CD8High 细胞往往更接近肿瘤细胞并具有较强效应功能。对于 CD8-biased TCE 或 CD8 靶向递送系统，模型不仅要能反映 CD8 表达，还要能观察 CD8+ T 细胞的浸润、激活、耗竭与杀伤结果。

图2. CD8-biased TCE 的代表性机制示意：通过 CD8/TCR 相关结合增强 CD8+ T 细胞介导的肿瘤杀伤

三、临床前模型选择应围绕药物形式展开

不同 CD8 靶向药物形式需要不同的模型体系。抗 CD8 抗体、CD8-biased TCE、CD8 靶向 LNP/in vivo CAR-T，以及 CD8 Treg 调节分子虽然都围绕 CD8 展开，但它们的关键风险并不相同。

抗 CD8 抗体：优先确认表位、物种交叉反应性与功能属性

对于传统抗 CD8 抗体，早期验证的第一步应是多物种结合谱分析，包括人源、鼠源和食蟹猴源 CD8A/CD8B 的结合能力、表位位置、亲和力范围与竞争关系。若候选分子计划进入药效或安全性动物实验，还需要判断其是否能识别动物模型中的 CD8；若不能，则应优先考虑靶点人源化模型或人源免疫系统模型。

CD8-biased TCE：重点验证 CD8/CD4 选择性与细胞因子安全窗

CD8-biased TCE 的开发目标通常不是单纯激活全部 T 细胞，而是偏向性调动 CD8+ T 细胞杀伤功能，并降低 CD4+ T 细胞相关的细胞因子释放风险。因此，模型应同时评价肿瘤杀伤、CD8+ T 细胞活化、CD4+ T 细胞活化、CD8/CD4 比值变化以及 IL-6、TNF-α、IFN-γ、IL-2 等细胞因子。

CD8 靶向递送：关注人源 CD8 结合与体内工程化效率

对于 CD8-targeted LNP 或 in vivo CAR-T，CD8 结合臂承担的是递送定位功能。此类分子的关键问题包括：LNP 是否能够优先进入 CD8+ T 细胞、mRNA 是否能够在目标细胞中瞬时表达、CAR+ CD8+ T 细胞是否具有抗原依赖性杀伤能力，以及体内表达持续时间是否与安全性窗口相匹配。

CD8 Treg 调节分子：需要评估免疫抑制与正常免疫保护之间的平衡

在自身免疫疾病场景中，CD8 靶向药物可能并非用于增强杀伤，而是用于恢复调节性 CD8 T 细胞功能或清除致病性免疫细胞。此时，模型应关注炎症因子下降、病理损伤改善、CD8 Treg 功能增强，以及是否造成广泛免疫抑制。

同时，CD8+ T 细胞功能并非只由 CD8 本身决定，CD80/B7-1 等共刺激通路也会影响 T 细胞激活、扩增与效应功能。对于围绕 CD8+ T 细胞功能开展药物开发的项目，B6-hCD80 小鼠（C001821）可作为免疫共刺激通路相关的补充验证模型。该模型为 CD80/B7-1 靶点人源化模型，适用于 CD80 靶向药物筛选、T 细胞共刺激信号研究、自身免疫疾病及肿瘤免疫相关机制研究。

四、体外模型：先回答候选分子是否具备进入体内验证的基础条件

体外验证体系适合用于拆解 CD8 靶向分子的基础机制。通过 CD8 相关细胞模型、过表达细胞系、报告基因细胞系和原代人 PBMC 体系，可以逐步确认候选分子的结合特异性、功能活性与物种交叉反应性。

对于抗体筛选和早期功能验证，建议至少覆盖以下几个层面：人源 CD8A/CD8B 表达细胞的结合验证；鼠源和食蟹猴源 CD8 的交叉反应性验证；原代人 CD8+ T 细胞中的结合和内吞行为；TCR/CD3 相关报告基因或下游信号读出；以及与 CD4+ T 细胞、NK 细胞和其他免疫细胞的非目标结合评估。

在 TCE 或细胞治疗相关项目中，还应将体外功能验证前置，包括 T 细胞激活标志物、肿瘤细胞杀伤、细胞因子释放、CD8/CD4 选择性、抗原依赖性和剂量反应关系。这样可以在进入动物实验之前，先判断候选分子的作用逻辑是否清晰，避免将不确定性转移到更复杂的体内体系。

五、体内模型：从“是否成瘤”升级为“是否模拟人源免疫作用机制”

CD8 靶向药物的体内验证不能只看肿瘤是否缩小。更关键的是，模型是否能呈现候选分子真正依赖的人源 CD8 识别、T 细胞活化和免疫微环境变化。常规免疫缺陷小鼠适合建立人源肿瘤负荷，却缺乏完整人源免疫系统；同源肿瘤模型具有免疫完整背景，但 CD8 分子和免疫调控网络主要为鼠源；靶点人源化模型可以解决人源 CD8 识别问题，但未必能完全重建复杂的人源免疫系统。

因此，围绕 CD8 开发抗体药物或免疫治疗分子时，免疫系统人源化小鼠模型往往具有重要价值。通过 huPBMC 或 huHSC 重建体系，研究人员可以在体内观察人源 T 细胞相关反应，包括 CD8+ T 细胞扩增、肿瘤浸润、细胞因子释放、CD8/CD4 比值变化以及免疫相关毒性。

对于肿瘤适应症项目，可根据分子机制选择 CDX、PDX、同源肿瘤模型或人免疫系统重建肿瘤模型。若候选分子依赖人源 CD8 结合，模型中必须存在可被药物识别的人源 CD8 细胞群；若候选分子同时依赖肿瘤抗原和 CD8 共受体，则模型还需表达相应肿瘤抗原，并能够支持 T 细胞与肿瘤细胞形成有效免疫突触。

六、不同研发阶段的模型选择要点

图3. CD8 靶向递送相关项目可在 CD34 人源化小鼠与肿瘤模型中评价体内工程化效率和药效结果

七、临床前评价应建立多指标判断体系

围绕 CD8 的药物开发不宜只依赖单一终点。对于抗体药物，结合和亲和力是起点，而不是终点；对于 TCE 和细胞治疗分子，肿瘤杀伤是结果，而不是机制本身。更稳健的策略是建立分层读出体系，将靶点结合、细胞功能、免疫微环境和体内安全性放在同一评价框架下。

建议重点关注以下指标：候选分子对人源 CD8A/CD8B 的结合特异性；对鼠源和食蟹猴源 CD8 的交叉反应性；CD8+ 与 CD4+ T 细胞激活差异；TCR/CD3 相关信号强度；肿瘤细胞杀伤和旁观者杀伤；IL-6、IFN-γ、TNF-α、IL-2 等细胞因子谱；肿瘤组织中 CD8+ T 细胞浸润和 CD8/CD4 比值；以及体重、血液学、组织病理和免疫细胞组成变化。

如果这些指标之间出现不一致，需要优先回到模型适配性层面解释。例如，体外杀伤很强但体内效果有限，可能与模型中人源 CD8+ T 细胞重建不足、肿瘤抗原表达不足或肿瘤微环境抑制有关；体内细胞因子异常升高，则需要判断是否来自 CD4+ T 细胞非预期激活、Fc 相关效应或模型背景差异。

八、CD8 靶向药物开发相关模型与验证体系

针对 CD8 靶向药物从候选发现到体内外验证的不同阶段，可结合 HUGO-Ab®全人源抗体小鼠平台、靶点人源化模型、免疫系统人源化模型、肿瘤药效模型和细胞模型服务，建立从抗体发现、物种交叉验证到药效和安全性评价的完整路径。

全人源抗体发现：HUGO-Mab™全人单克隆抗体小鼠可用于治疗性抗体候选分子的发现，为后续抗 CD8 抗体或多特异性抗体构建提供全人源抗体来源。

双抗/多抗设计：HUGO-Light™全人共轻链抗体小鼠适用于双特异性或多特异性抗体开发，可降低复杂抗体工程中的轻重链错配风险。

靶点人源化验证：靶点人源化模型可用于评估人源 CD8 特异性分子的体内结合、作用机制和药效结果，尤其适合候选分子无法识别鼠源 CD8 的项目。

免疫系统重建：免疫系统人源化小鼠模型可支持 CD8+ T 细胞激活、CD8/CD4 比值、细胞因子释放和肿瘤浸润等关键指标评价。

肿瘤体内外药效：肿瘤药效评价模型可用于观察 CD8 靶向药物在 CDX、PDX、人源免疫系统重建肿瘤模型等体系中的抗肿瘤效应。

细胞模型与交叉反应性：细胞模型服务和多品类细胞库可用于构建人源、鼠源和食蟹猴源靶点表达体系，支持抗体筛选、药物评估和物种交叉反应性测试。

九、结语：模型选择决定 CD8 靶向药物的转化可信度

CD8 是一个具有明确免疫学基础和广阔转化潜力的靶点，但其临床前开发不能简单套用常规抗体评价路径。由于 CD8A/CD8B 的跨物种差异、CD8 共受体的信号放大功能以及 CD8+ T 细胞状态的组织异质性，模型选择本身就是药物开发策略的一部分。

对于研发人员而言，更可靠的路径是将体外多物种结合验证、人源免疫细胞功能评价、靶点人源化模型和免疫系统人源化肿瘤模型结合起来，逐层回答“能否结合”“是否有效”“是否安全”“能否转化”四个问题。只有在模型体系与作用机制相互匹配的前提下，CD8 靶向抗体药物、TCE、细胞治疗和免疫调节分子才有可能形成更具说服力的临床前证据链。

更多 CD8 靶点机制、序列保守性及代表性管线信息，请访问 AbSeek^TM CD8 靶点信息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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