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c1-flox 基因敲除小鼠

DLC1，也称为Deleted in Liver Cancer 1，是一种公认的肿瘤抑制基因。它通过水解活性GTP结合状态到其非活性GDP结合状态，从而负向调节Rho家族蛋白。活性Rho蛋白在肿瘤发生中起着积极作用。许多体外和体内实验已经表明，DLC1在各种实体瘤中下调或失活，这可能是由以下五个原因造成的：基因组缺失、表观遗传修饰和泛素依赖性蛋白酶体降解可能导致DLC1低表达；翻译后水平的磷酸化可能导致DLC1失活；无法在焦点粘附处定位可能阻止DLC1发挥全部活性。所有这些原因都可以归因于分子结合。实验证据表明，直接或间接靶向DLC1对癌症治疗是可行的。因此，阐明DLC1与其结合伙伴的相互作用可能为癌症提供新的靶向治疗[1]。

尽管在原发性肿瘤的早期检测和治疗管理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转移性疾病的发生率仍然是死亡的主要原因。因此，开发能够改善扩散和继发性肿瘤生长的新型有效疗法是临床上的优先事项。在癌症细胞中，影响转移过程的遗传和功能改变已被确定，这对于设计预防和治疗策略至关重要。证据表明，Rho GTPase激活蛋白deleted in liver cancer-1 (DLC1)在转移中发挥作用，已经积累到足以将DLC1视为转移抑制基因的程度。这篇综述提供了支持DLC1在多种人类癌症中具有抗转移作用的证据，并讨论了其抑制作用背后的机制。此外，还考虑了基于DLC1功能和参与转移过程的下游途径的潜在治疗干预机会[2]。

DLC1，一种潜在的肿瘤抑制因子，作为Rho家族成员的GTPase激活蛋白发挥作用。在许多人类癌症中，DLC1的表达经常下调或失活，这允许癌细胞增殖和扩散。在这篇综述中，我们描述了DLC1的特征和其他成员，并描述了DLC1参与调节癌细胞生长、集落形成、凋亡、衰老、自噬、迁移和侵袭的信号通路。此外，我们还探讨了DLC1的临床数据以及天然产物上调DLC1表达以抑制癌症的机制。尽管这些见解很重要，但关于DLC1介导的癌症抑制的确切机制仍然存在许多未解之谜[3]。

肝细胞癌（HCC）是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发病率在世界范围内呈惊人增长。为晚期和转移性HCC开发治愈性治疗是一种高度的临床优先事项。HCC基因组复杂且异质；因此，确定和解读基因组重组位点的重复基因和相关的基因改变对于开发用于HCC的诊断、预后和靶向治疗的临床应用至关重要。本文重点介绍了最近的研究进展和我们在识别和解读HCC发病机制中定义的基因改变的作用。在基因组重组位点已确定了大量促进或抑制HCC细胞生长的基因。尽管8p相对较小，但它携带异常多的TSG，而另一方面，几个原癌基因沿着8q分散。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DLC1，一个强大的TSG，位于8p上，而MYC原癌基因位于8q上，在人类HCC的发病机制中起着关键作用。在镶嵌小鼠模型中获得了它们在HCC发生中的作用的直接证据。敲低DLC1有助于MYC在体外诱导肝母细胞转化，并在体内开发HCC。同时针对HCC发生中控制DLC1和MYC功能的信号通路的疗法可能有助于治疗肝癌[4]。

Paget病是一种罕见的皮肤恶性肿瘤。其发病机制背后的遗传和表观遗传机制尚不清楚。在这项研究中，我们调查了132例肿瘤和20例正常组织中与Paget病相关的常见肿瘤抑制基因，deleted in liver cancer 1 (DLC1)和原癌基因，PIK3CA的表达水平、突变和甲基化状态。然后，我们将表观遗传和遗传损伤与患者病理数据相关联，以确定这些基因在Paget病发病机制和进展中的潜在作用。与正常组织的免疫组化结果相比，DLC1基因在43%（43/132）的肿瘤中下调。甲基化敏感、高分辨率熔解分析表明，DLC1启动子在39%（51/132）的Paget病肿瘤中高度甲基化。这种高甲基化与显著降低的DLC1水平（P=0.011）相关，并且与较高级别的年龄（P=0.002）有很强的正相关。通过直接测序检测到32%（32/132）的肿瘤中存在PIK3CA突变，其中大多数为侵袭性。此外，PIK3CA突变与DLC1高甲基化显著相关。因此，异常的DLC1甲基化和PIK3CA突变可能在Paget病的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且可能代表治疗的新分子靶点[5]。

DLC1在子宫内膜癌（EC）中被证实为一种转移抑制基因。然而，其功能机制尚不清楚。这项研究旨在探索DLC1表达与EC之间的关系。癌症基因组图谱数据库用于评估DLC1在泛癌中的表达。CIBERSORT用于评估DLC1与肿瘤免疫浸润之间的关系。我们使用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来确定EC和相邻正常组织样本中DLC1的表达。使用cBioPortal数据库中的数据集评估靶向内源性蛋白水平。DLC1表达与临床特征（临床分期、组织学分级）呈负相关，与子宫体EC（UCEC）患者的生存率呈正相关。基因集富集分析显示，DLC1低表达组富集在代谢途径中。同时，DLC1高表达组富集在肿瘤免疫相关活动中。CIBERSORT分析显示，静止记忆CD4 T细胞和静止肥大细胞数量与DLC1表达呈正相关，而巨噬细胞M2的数量与DLC1表达呈负相关，表明DLC1在介导免疫细胞浸润中起着关键作用。靶向基因验证证实，DLC1表达在肿瘤样本中下调。靶向蛋白水平在肿瘤样本中一致下调。DLC1水平可能有助于预测UCEC患者的预后，特别是调节肿瘤微环境从免疫主导到代谢主导的转变状态。这些发现为UCEC的免疫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6]。

肿瘤抑制基因deleted in liver cancer-1 (DLC1)，其编码具有强RhoGAP (GTPase激活蛋白)活性和弱Cdc42GAP活性的蛋白质，在各种人类恶性肿瘤中失活。Dlc1失活后，具有条件性Dlc1敲除等位基因的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MEF）可重复地发生肿瘤转化。除了Dlc1失活和Rho和Cdc42活性增加外，转化还取决于随后p15(Ink4b)和p16(Ink4a)的降低表达，以及Cdk4/6的升高表达和激活。这些细胞周期调节基因的表达水平与DLC1表达低的人体肿瘤相关。分析具有基因表达微阵列资料的肺和结肠癌的公开注释数据集表明，在成对比较中，DLC1表达低经常与p15(Ink4b)或p16(Ink4a)下调或CDK4或CDK6上调同时发生（P < 0.01）。此外，在肺癌和结肠癌中，低DLC1和低p15(Ink4b)与不良预后（P < 0.05）相关，在肺癌中低DLC1和低p16(Ink4a)相关，在肺癌中低DLC1和高CDK4相关，在结肠癌中低DLC1和高CDK6相关。因此，在MEFs中，DLC1失活与几个基因和生化活性的协同作用导致细胞转化，并且这些基因与DLC1表达低的人体肿瘤相关[7]。

DLC1（deleted in liver cancer 1），一种编码RhoGTPase-激活蛋白的肿瘤抑制基因，在各种实体瘤和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由于表观遗传修饰或基因组缺失而反复下调或沉默。在这里，我们在44种多发性骨髓瘤（MM）细胞系中鉴定了43种DLC1启动子高甲基化，导致41种样本中DLC1下调或沉默。肿瘤特异性甲基化频率高和DLC1表达的衰减或沉默可能作为MM的独立诊断标志。脱甲基化和乙酰化剂联合治疗显著提高了DLC1的表达，并抑制了MM细胞增殖。两种表现出完全启动子甲基化和DLC1表达缺失的细胞系被转导了包含DLC1 cDNA的腺病毒载体。在两种细胞系中，DLC1的重新表达抑制了骨髓瘤细胞的侵袭和迁移，降低了RhoA活性，并导致肌动蛋白细胞骨架的重组。这些结果表明，DLC1在血液系统癌症中具有抗增殖作用，并暗示RhoA通路在抑制MM迁移和侵袭中的作用。鉴于骨髓瘤细胞对DLC1功能的重新激活的敏感性，DLC1介导的通路作为分子靶向治疗以及表观遗传疗法的潜力值得期待[8]。

转移是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转移性细胞的一个特征是增加了通过细胞外基质迁移和迁移的能力。这些过程依赖于特定的小GTP酶，特别是Rho家族。在大多数癌症中丢失的肿瘤抑制因子deleted in liver cancer-1 (DLC1)是一种RhoGAP活性。这种蛋白质的丢失使恶性细胞能够以Rho依赖性方式增殖和扩散。然而，DLC1也是一种支架蛋白，参与替代途径，导致肿瘤和转移抑制活性。最近，关于这些机制的大量信息已经收集，这篇综述旨在描述DLC1损害迁移、侵袭和转移形成的潜在和已知的替代GAP非依赖性机制[9]。

DLC1（deleted in liver cancer 1）是一种新的候选肿瘤抑制基因，其在包括结直肠癌（CRC）在内的人类癌症中的下调或沉默可能是由于启动子高甲基化。本研究旨在评估DLC1基因甲基化在CRC患者血清DNA中的诊断作用。这项研究纳入了85例CRC患者和45例良性结直肠疾病患者。使用甲基化特异性聚合酶链反应（MSP）测定血清DNA中DLC1基因的启动子甲基化状态。进一步分析了DLC1甲基化和传统肿瘤标志物的组合。在42.4%（36/85）的CRC血清中检测到DLC1的高甲基化，而在良性对照组中很少见（8.9%，4/45）（P<0.001）。血清DNA中DLC1的异常甲基化与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和升高的CEA/CA19-9水平无关。此外，CEA、CA19-9和DLC1甲基化的组合分析显示，与CEA和CA19-9的组合相比，CRC诊断的灵敏度和诊断特异性均有所提高。血清DLC1甲基化可能是CRC早期检测的一个有希望的生物标志物，与CEA和CA19-9结合可以进一步提高诊断效率[10]。

综上所述，DLC1是一种重要的肿瘤抑制基因，在各种癌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DLC1的表达下调或失活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和转移密切相关。DLC1的表观遗传修饰和基因突变可能是癌症发生和进展的重要机制。DLC1的重新表达和功能恢复可能为癌症的治疗提供新的策略。